我，方草地在录音。
我终于找到一个真正的兄弟了。他叫张逗，二十二岁，河南人，现住北京怀柔郊区农村。我六十五岁，有资格认他为弟，以兄自居吧，哈。
他跟我一样，完全记得失踪的那个月，就是世界经济进入冰火期、中国盛世正式开始，两者之间的二十八天。虽然他只待在北京怀柔的一角，但是他没有忘记。他跟我一样，完全记得那一个月间发生的事。两年的寻觅告诉我：这是多么稀有、难能可贵的啊！
他跟我一样，是哮喘病患者，长年用类固醇。我现在大胆假设，我们两人没有失忆，是跟我们的哮喘药有关。哈，这是大好的消息，表示在我国境内，只要有多少长期服哮喘药的人，就有多少对那年有记忆的人，只是大家不知道对方的存在，如果我能把一百个、一千个这样的人召集起来，我们就可以向全国人民证实那一个月确曾存在，哈。
上星期五晚上，我去五道口的一个熟人家，他家楼下的户外用品店正在清仓甩货，我顺便进去，看到一堆货物的下面，垫着一张失踪那个月的《南方周末》，大概是停报前最后几期了，我如获至宝，假装买了几件东西，然后连报纸一起带走。翌日我在雍和宫旁小咖啡馆无线上网，拿报纸跟同一期的《南方周末》电子版一对照，果然内容有颇大出入，譬如报纸版对这次严打的评论，在电子版就全文不见了，变了一篇叫西方普世价值不适合中国的文章。不知何故，看到《南方周末》被公然强奸篡改，反起普世价值来，我哈哈大笑，忘了咖啡馆里还有别的顾客。
这份《南方周末》报纸单张，遂成为我七十一号证据，可佐证那一个月的真实历史。
更幸运的是，那天凌晨，从熟人家小区开车出来没走多远，就看到有五六个小伙子用棒子在猛打一个躺在地上的人，他们看见我的车就一哄而散。我停了车，理智叫我少管闲事，正犹疑着，发觉那人在地上拚命想吸气，这情况我熟悉，再下车走近，看到
我还要管他吗？我突然有强烈的好奇，这个跟我一样的用药者，是个怎样的人？我一生中，有过多次这种强烈的好奇，可以说，我一生的道路都是跟着这样的感觉而走的。这个人我就决定管了。
这个大块头！我连拖带拽好不容易才把他弄到车上，送到北医三院。我怕他出院走了，第二天早上就再去看他，他仍然在昏睡着，下午醒来，口齿不清就支使我买东西送去他怀柔家，也不怕我拿了钱就走掉。我决定照办，赌沙蟹一样看看下一张牌，到第三天我才确定，我对了，他记得，我们是一类人，我终于证明我不是孤独的，哈。他就是张逗，我认了他做兄弟，比亲兄弟还亲。
两年来，他是我惟一找到的一个同类。其他人都跟我们不一样。
最初，我以为其他人都不愿意再谈那个月，后来发觉他们把事情记错了，完全跟我自己的记忆对不上，再后来我才总结出来，他们的记忆里，有二十八天是失踪的。为了证明他们的失忆，我到图书馆找当年的报纸和新闻周刊，才发觉全都只提供电子版，不再能够查阅印刷版，而那二十八天的电子版报导都跟我的记忆不合。在电子版里，世界经济进入冰火期与中国盛世正式开始连在一起了，中间惊心动魄的一个月消失了。
我一度认为就算官方做了手脚，老百姓一定不会遗忘，后来不得不承认竟是全面彻底集体失忆。我怀疑这跟那年春天大家打禽流感防疫针有关，但我不能肯定。
我开始每天逛北京的旧货旧书店，找有关的报导，但只找到那年出版的官方报纸和风花雪月的刊物，没有报导真相的报刊。
我买了一辆北京切诺基吉普，沿京港澳高速公路南下，到地方上搜集证据，但也只有到了较奇特的地方，才找到些重要的佐证：例如在黄山山脚的一家民宿，找到一本完整的《财经》杂志，写到那年二月初的全球新一轮经济大衰退如何波及中国；在浙江横店影视基地的一家宾馆，看到残本的香港出版的《亚洲周刊》，报导各地居民屯积粮食的情况；在湖北武汉大学旁边的城中村，捡到半张《中国青年报》，主文章叫《巨灵来了》，介绍西方政治哲学家霍布斯，大意是说在安娜琪状态与专制强权之间，人们会选后者；另一条报导回顾2008年的贵州翁安事件政府失灵的情况；另外在湖南湘西土家族的地区，找到八分之一张《南方周末》的剪报，是一则收听广播用的国产收音机产品广告，因为当时很多人怕断电断线没法看电视和上网，所以买收音机。该广告的反面是一段谈1983年那次严打的文章。
往后的日子，报刊证据越发难找，所以我上周在五道口还能找到那年二月底的《南方周末》证据，让我喜出望外。
其实，我一直更着急要找的，是跟我一样的人。我把认识的人列了清单，其中我认为一向头脑比较清楚的人，我叫他们做明白人，这些明白人我已经一一去找了，最后都失望而回。难道我像是灾难电影故事里最后一个人类吗？不过，这类片子里的主角，后来一定会发现还有其他劫后幸存者。我就是凭着这样的信念一直坚持。
终于，我找到张逗。我们都相信，这只是一个开始，中国十多亿人一定还有很多我们的同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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