过了几天，我去美术馆东街的三联书店的二楼，参加《读书》杂志的新春茶聚。这是一年一度的活动，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我就间断的去了几次，而自从2004年搬到北京后，我大概隔年去露个脸，跟老一辈的编辑、作者瞎聊几句，算是让文化界知道我仍在。至于年轻编辑、作者就算了，我不认识他们，他们也不觉得有必要认识我。
那天，气氛和以前不一样，大伙都特别亢奋。最近一两年我也察觉到自己常常莫明的亢奋，但那天大伙的亢奋仍让我有点诧异。三联、《读书》的编辑、作者在思想上可能都有激情的一面，但是在社交上难得表现出亢奋。那天，大家都像喝了几两二锅头，嗨嗨的。
《读书》的创刊老人庄子仲已经很久不曾露脸，竟也坐着轮椅出席了，他看上去红光满面，如枯木回春。但是围着他转的人太多，我没过去打招呼。另外，三联、《读书》历任所有的一把手、党委书记，总经理，正副主编，只要活着的都来了，那真是个不大不少的奇迹，以我跟三联、《读书》的人交往这么多年，从没看过这种盛况，太令人惊喜了。我对人性向来犬儒，不觉得哪个机构内部是完全和谐的，尤其是大陆机构，特别是国营企业，包括国营的文化单位。
那天，我认识的编辑、作者都过度热情的跟我打招呼，但待我想跟他们继续说些什么的时候，他们的注意力已经转移，忙着跟别人亢奋去了。这种遭遇其实很普通，在茶聚、酒会常见，尤其当你不是角儿的时候。那天三番四次受转移掉后，我调整心态，其实也就是回到这么多年来自己最熟悉的心态，一个不投入的旁观者的心态。我得承认，我看到的仍让我觉得感动：这么多不同取向的著名知识界精英如此和谐的共聚一堂，脸上都挂着真诚的愉悦，甚至集体亢奋，现在一定是个名副其实的太平盛世了。
我心情极好，但脑中有个奇怪的念头让我觉得我该离场。我从聚会出来，打算顺便逛逛书店。我先在二楼随便看看艺术书，再到一楼体会一下最新的畅销书、商业书、旅游书。那天书店挤满人。书还有这么多人看，真好！我想起书香社会四个字。我从一楼的楼梯下到地下层，梯阶两侧坐满了专注看书的年轻人、学生，几乎把路都堵住了，好像叫大家不要去地下层。我满心欢喜、小小翼翼的走下去，这是我每次到三联书店的主要目的地，即逛地下层占很大空间的文史哲政治人文学术书区。我一向认为这类书能够在这个城市有这么慷慨而具尊严的展示，是北京值得居住的理由之一，一个看文史哲和政治书的城市一定是个了不起的城市。
那天，地下层比较冷清，应该说，是特别冷清。奇怪的是，到了地下层，我也没有了细逛的心情，只想把要找的书找到就算。要找什么书，却一时记不起来。我朝地下层里面走，心想可能看到书就会想起自己在找什么。我过了哲学区，转往政治区、历史区，这时候突然胸口有点郁闷。是地下层空气不好吗？
我快步离开地下层。沿梯阶重上地面，心想着不要碰撞到两旁坐着看书的年轻人，突然有人一把拽住我的裤脚，我愕然垂首看，那人也瞪着我，不是年轻人，是个年纪不轻的女人。
“老陈！”她瞪着我说。
“小希”，我说着，心想小希怎么几年不见，这么显老，头发也白了不少。
“我看到你下去，还想这人是不是老陈！”她说话的神情好像是在说：遇到我是件很大的事。
“你没上去《读书》的茶聚？”我问。
“我来了才知道……我没。你现在有空吗？”她像抓住一条救命草，恳切的等我回应。
我说：“有，我请你去喝咖啡”。她隔了一阵才说：“我们边走边聊”，然后她松手放开我的裤脚。
出了三联她就朝着美术馆方向走，我并排跟着，等她说话，她不语，我主动问她：
“宋大姐好吗？”
“好！”
“有八十了吧？”
“嗯！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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